1959年7月，庐山会议期间，宋任穷与万毅被留下参与讨论，彭德怀的一封信成为会议性质转变的关键。几天前，他们三人还一起讨论国防工业和经济问题，气氛较为融洽，未曾想到这将是最后一次相对平静的交流。那年夏天，宋任穷担任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，负责原子能工业。会议期间，苏联突然中止对中国核工业的技术支持，撤回专家并暂停重要资料的提供，这对新中国的发展是一次巨大的打击，不仅影响到一个部门，而是整个国防科技计划都面临严峻挑战。

得知这一消息后，宋任穷决定尽快向中央汇报，但考虑到原子能工业涉及复杂的技术数据，单凭他一人的描述难以全面反映情况，因此召集万毅同往庐山。万毅起初有些犹豫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他们一起前往。7月15日，他们到达庐山并见到了彭德怀。会面虽短，但交换意见时提及彭德怀已于7月14日写给毛泽东的信，深入讨论了经济工作的问题。

随着会议进行，环境渐渐转变，7月16日毛泽东决定将这封信的内容分发给与会者，引发对彭德怀个人立场的激烈讨论。宋任穷在小组发言中对彭德怀表达了批评，其中既有会议氛围的影响，也反映出他自身的认知局限。他承认自己当时的发言并不够客观，理解上存在片面性。

而万毅则采取了不同的立场，他并未简单为彭德怀辩解，而是分析信中合理的内容与表达上的问题。他强调提出问题的精神是负责任的，虽然某些表述过于简单，但基本观点可进行讨论。这番话并未获得积极回应，会议随后错误地将彭德怀视为“反党集团”成员，万毅受到严厉处理，职务被撤销，宋任穷因参与批评则暂时未受到直接冲击。

更有趣的是，真正促使宋任穷反思的是后来的探访。邓小平因伤住院未能参加会议，宋任穷向他讲述了会议情况及自己的发言。邓小平并未附和强烈的批评，而是指出彭德怀在历史上曾作出很大贡献，强调不论他有何错误，历史功劳都应给予充分认可。这番话虽不长，但意味深远，因为它体现了必要的历史判断。

邓小平未在庐山现场而能保持独立的见解，他从彭德怀的整体经历出发，看到不能仅凭一封信就全盘否定一个人的贡献。多年来，宋任穷未逃避在会议中的责任，回忆中承认自己的认识偏差，并表示应进行自我批判。1980年，邓小平再次提及庐山会议，指出当时应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彭德怀给政治局主席写信是正常的党内意见表达，对他的处理则是“完全错误”。

历史关键不仅在于发言者，更在于能否在强烈的集体情绪中保持独立判断。宋任穷的发言成为一次教训，而邓小平在医院里的话则保留了对弹德怀评价的重要尺度。